論害生（二）

二、論惡的邏輯
—損人方能利己，害人方能衛己



記得看春秋五霸影片時，劇中秦穆公有一決定的考量，印象非常深刻。秦穆公在位時秦國強大，而當時晉國小白、重耳二公子流亡在外。當穆公考量應該輔助何人為晉國君王時，穆公的選擇前提，是考量如何成為霸主。穆公明白知曉小白賢於重耳，但其因私心（不欲晉國強大）卻協助了重耳。但後來重耳登位之後，卻以不義的作為，回報了協助他登位的穆公。最終穆公亦協助了小白登位，雖然後來晉國迅速壯大，最後並與秦國產生矛盾，兩軍交戰，但桓公依然信守承諾（如其判斷而言，小白賢於重耳，顯然此賢的意涵，不僅在於能力，亦是包含在對其人格上的判斷），以義行回報穆公。


顯然在這個事件中，反映出如果我們的選擇，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，進而考量與自身利益可能有抵觸的選擇作為。而此作為明顯抵觸自身由良心顯現為清晰的認知，而此認知所決定的自由意志行為，成為與善的動機與目的違反的決定。那麼最後能達成損人而利己的目標嗎？顯然在這個例子中，答案是否定的。甚至因其決定，在最初決定的意料之外，反而損害了自身的初衷。顯見這樣違背良心迎合當前利益的決定，所導致的結果，最後往往是損人（晉國無法發展其民眾必然受苦）又不利己（因其選擇不善的對象，而招致惡的行為加諸於自身），正是因此念頭（違背良心、良知）導致的作為，而造成對人、對己兩者相害的最終結果。


那麼如果我們選擇與自身未來的利益看似違反，但卻能符合並且不抵觸違反清晰的良知作為。那麼這樣的作為，對於自身擁有的利益真的因此損失了嗎？穆公心中念的是如何保有秦國的強大與爭霸，但個人以為誰能成為霸主的原因，絕非從這樣的損人利己的作為與思考邏輯所能決定。或許一時達到自身期望的結果，但終究，這樣的作為長遠看來，卻往往促成了自身的危機，因非善的動機與行為，起始製造並引發惡的形成，而此因為求利益而行的惡最終卻反撲自身。船山言「利」生於個體與外物相應對之時：「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，天理之公也；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，人欲之私也。循天理，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；循人欲，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；所謂毫釐之差，千里之謬。」強調循天理不求私利，而所用皆能無所不利，循一己之利，則往往利未至而害已伴隨相生。


顯然意志行為的自由選擇，直接指涉行為主體善惡行為的課題。擇善則為天理，擇惡則為以私害公。天理之公就是仁義之心，仁義之心彰顯於外的行為就是正義，循天理使人完成仁義的行為。以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推己及人的態度，用公平正義的方式待人處事。當個體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財物時，應當期望這些獲得這些財物的方式，必須符合社會公義的行為。強調公理並非是捨棄個人的權益，個人的權益和大眾的權益本為一致，透過保障大眾的權益亦是保護自身的權益。就此而言，行義與求利兩者似乎對反，但船山強調若能推於天理之大公，行義用利則能合。強調行義能興天下之利，興天下之利而後能合個人之利：船山：「要而論之，義之與利，其途相反，而推之於天理之公，則故合也。義者，正以利所行者也。事得其宜，則推之天下而可行，何不利之有哉？」


如果意志行為在決定利害的關鍵思維中，有損己利人，損人利己，損人又損己，利己又利人，幾種考量觀點。但這樣被切割成的觀點最為選擇依據，其實流於片面與表象，幾種觀點在事件的發展中，必然呈現為彼此之間連續性的循環，因為事件的演變，決非初始決定者所能完全考量止於何時，蔓延至何處（俗語：人算不如天算）。顯然穆公第一次決定的思維，開始是損人利己，但最終結果卻造成的損人又損己（對於晉國的人民）。穆公第二次決定的結果，開始看似損己利人，但產生的結果卻是利己又利人。穆公不能釋懷晉國的強大執意與其爭戰。結果雖然秦國戰敗，但晉國終究信守承諾，在戰場上禮讓秦國，此正是當初決定善的行為所帶來，當初選擇未曾預知的利益。


船山強調義為一定不易之矩：「義者，一定不易之矩則也。乃萬事之變遷，皆不踰於當然之定理，而一事之當前，則一因其所固然之準則。」故義在行為的實踐上必然有其自律及規範性。船山論天下的概念，是個體與外物相遇，所引發的一連串自我選擇行動的行為過程，個體透過自由適當的思慮選擇，產生的行為，就可作為是否合宜義理判斷標準：「『天下』，謂事物之與我相感，而我應之受之，以成乎吉凶得失者也。君子之思，以思德之何以崇；其慮也，以慮義之未能精。」因此天下間所有的活動，所慮所行之事的關鍵就在義上，義關乎個體與世界彼此相遇互動產生的實踐行為，透過個體對於義利的認知與區分，就導致行為結果的吉凶禍福。


一般人混淆了「義」、「利」、「物」之間的關係，「利」的根源來自「義」而非「物」。因此船山強調：「義非以為利計也，而利原義之所必得；義非徒以其名也，而名為實之所自生。」就船山論述，義為名，而利則為實，名實相倚，兩者原不可相區分。行義能有益於物而產生義之名，有義之名則能得其實利。因此船山強調言利必須是行義益物：「凡言『利』者，皆益物而合義之謂，非小人以利為利之謂。」因此個體的生存經濟行為，如果所行皆能合乎義，合義則能利物，如此義、利方能不相對：「不私利於己，而義在中矣。蓋利在物，則義在己。義利不兩立，而非不可和也。君子辨此夙矣。」


故人性的行為中的自由意志，若能以仁義作為道德實踐原則，顯現出理智與意志作為實踐理性的一致性，以善作為對象，從理智的概念與意志的現實、從人心產生的動機與活動實現的理想與目的，結合兩者，作為彼此包攝知行合一良性循環的原理。《論語》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因此仁義並行的完整性，是天地大生之德，而天地大生之德為天理之公。透過「知」、「行」形成同一的肯定關係。船山強調的不僅是「義」或「知」，而是，「建一相雜以統同於此，建一相聚以析異者於此」的論述場域。「知」、「義」皆是有限性作為彼此差異互補的概念，透過分析的思維方式，產生兩者的差異性，最後透過知義並舉，在其有限性之外形成的建一統同概念。在此聯繫之中非處於靜態的存在樣態，是具有從己身過渡到對方動態實現的潛能。因此其「知」、「義」原本為相異有限性的概念意涵，透過相對的表述方式，容貫彼此成為概念與實在結合的整體。船山言：「則太極者乾坤之合撰，健則極健，順則極順，无不極而無无專極者也。」而此建一統同的生發，作為「知」、「義」兩者共同的根源，正是天理或太極。


因此透過知能行義，存於心而推行於天下萬物，知能明大始，洞見事物運行之本然，行義則能作成物，故能成神化之迹。當事已發，盡己而能因事制宜，為化所自行，行義推己及人推行有漸，故萬物能自化。自化意味行義用利則能順應自然之勢，船山言：「『利』，猶順也，語其自然之勢也。言事物之理，雖無形而難知，然其發見之已然，則必有迹可見船山解釋必須摒除一己武斷，「能」為順而成乎逆：「能固未欲執一也。方務能之，而恃所能以為知，成乎意見，以武斷乎天下，乃其能亦已僅矣。物具兩端，而我參之以為三，非倚於一偏而不至也，則並違其兩，但用其獨。故能至順者也，而成乎逆。」萬物之事理不越其兩端，個體能參之以為三，將此兩極端意見形成同一綜合之意見，如此則為用獨的積極意涵，此意見不同於兩個極端不可並行，而是在兩個極端之間畫出一可行之道理。用獨並非排斥、不接受他人的意見或想法，相反的，是在其差異之中求得同一可行之道。


PS：晉國的稱霸，與秦國不能稱霸，顯見出稱霸與否的原因，並不在於此一作為所能決定，而是更有其超越性時運的綜合因素。因為穆公兩者損人利己、損己利人兩者都作為了，但事實顯現其最終結果，並不能改變秦國不能稱霸中原的結果。就此而言，選擇損人利己，或損己利人，實際上亦不能改變晉國是否能稱霸的可能。但就歷史的流傳而言，秦國經過春秋不能稱霸中原，但在戰國最終卻能統一七國，或者穆公兩次協助晉國的作為，與後來秦國能統一各國亦有所相關。



2009/04/10